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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09日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我應該是什么？我將會是什么？”這是西方圣哲長久的苦惱。蘇格拉底曾為探尋人的本質而痛苦了一生。
“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長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朧又是誰？”這是東方清朝順治皇帝久久解不開的心中大惑。誰讀懂了生命的來龍，生命也就成了一部深刻的書。
尋根的天性萌芽于童年（兒童總愛問母親：“我是怎樣生下來的？”），勃發(fā)于中年。尋根是人到中年以后的事，中年以前的人生興趣大致集中在“食、色”二性。中年是午時茶。中年已走過了一段漫長曲折的人生旅途，驀然回首，這才會想到自己的來龍去脈，想到如何抓緊時間充實后半輩子的生命。西人曰：“人生從四十歲開始。”中國的梁實秋說：“中年的妙處，在于相當?shù)恼J識人生，認識自己，從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
“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清人張澍在《姓氏尋源》自序中說：“草木祖根，山祖昆侖，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謂昧。”昧即糊涂，不明白，漆黑一團。人生短短幾十秋，來到世上不容易。人如果不知自己的血脈傳承，弄不清自己的祖根來源，稀里糊涂，度此一生，豈不悲乎！
姓氏是人的符號標志，又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文化現(xiàn)象。每一個生活在世紀之交的中國人的姓氏符號都可以與歷史上著名人物的姓氏符號聯(lián)系起來，甚至可以追蹤到太古初民的原始崇拜。屈原賦騷，首句即是“帝高陽之苗裔兮”。今天姓屈的現(xiàn)代人，與這位二千多年前行吟澤畔的楚國大詩人的姓氏符號是完全相同的。由今之“屈”姓上溯至屈原，再由屈原上溯至“帝高陽”，這是一條多么悠長多么神秘而又多么動人心弦的尋根隧道！中國文化重現(xiàn)實，重今生，因而也就重來龍，重尋根。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文化典籍中史、志、譜（國有史、方有志、家有譜）特別發(fā)達的原因。
中華堂堂，民族皇皇，文物典章，輻射光芒。圣哲相傳，代有輝光，文明古國，禮義名邦。證明我們偉大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除了猿人化石、甲骨文字、千古長城、秦磚漢瓦、敦煌壁藏、典籍文獻等無以計數(shù)的實體文物與載體外，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就有具體生動的體現(xiàn)，這就是人人皆有的姓氏。悠悠的歷史已成了漆黑的天幕，讓我們每個人還能直接“看到”歷史的，不正是像活化石一般積淀下來的姓氏，與像繁星一般閃爍在夜幕中的歷史人物的名字嗎？
中華姓氏，導源于上古，傳續(xù)至今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其間離合演化，殊為復雜。拙以為考察中國姓氏發(fā)展與姓氏文化，有以下幾個關鍵處應予格外關注：
第一、原始圖騰崇拜是中華古姓起源的根本原因。無論是古代文獻資料還是現(xiàn)代少數(shù)民族中留存的圖騰信仰，均已證明了這一點。“姓”的本義是指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具有共同血緣關系的族屬所共有的符號標志。
第二、我們現(xiàn)在的姓氏制度，確立于秦漢之際。西周—秦漢間生氏轉姓到姓、氏合一，是現(xiàn)代中華姓氏來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徑。現(xiàn)代中國人的極大多數(shù)“姓”正是承襲了周代眾多“氏”而來；而周代眾“氏”產(chǎn)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周王室的宗法制與分封制。“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氏”的本義是指源于同一父性族祖的分出去的各支系（別子）的開氏始祖的符號標志。
第三、魏晉六朝的門閥制度造成了世家門第、著姓庶姓的社會現(xiàn)象，從而使作為人的個體符號的姓氏有了高低貴賤之別。這是中華姓氏史上的一段畸形歷史。但由于當時姓氏世系成為選官、婚姻的重要依據(jù)，故反過來又促進了姓氏之學與譜牒之書的研究編修。
第四、兼容并包的華夏文化與古代各民族之間的互相交融，直接導致了大量胡姓漢化與部分漢姓胡化，而胡漢姓氏的混淆互化則又反過來促進了民族交融的步伐。出于帝王意志與政治目的的賜姓避諱，出于戰(zhàn)亂人禍避難而改姓，出于特殊事件或因省文、音訛而改姓，以及古代復音姓氏單音化等，凡此種種，使中國姓氏變得更加錯綜復雜，致使世系難辨，脈絡難清。同宗不一定同姓，同姓不一定同宗，近代中華姓氏乃是包含著多種文化因素的結晶體。一部中華姓氏史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共同演進的歷史，是中華文化史、社會史、制度史、民族史等的綜合性產(chǎn)物。
對以上問題的思考，構成了《中國姓氏的文化解析》一書的主體內容。本書在探討中國姓氏發(fā)展規(guī)律與姓氏現(xiàn)象的同時，也對學術專著的敘述方式進行了探索，力求“深具創(chuàng)見，可讀性強”，將學術智慧轉化可為大眾接受的“普通知識”。這是因為，一方面姓氏文化是一種最廣泛的文化現(xiàn)象，姓氏研究的成果需要與最廣大的讀者群體進行對話；另一方面，雖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姓，但并非人人都明白姓的來歷與文化積淀，只有將姓氏學的研究成果從書齋普及到一般讀者，這門學科才會有持久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