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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18日
尋根，是生死以外，人類的第三種本能。
外媒稱，格雷戈里·克拉克和尼爾·卡明斯兩位學者發表了一份非常有趣的研究，題為《1170-2012年間英國人的姓氏和社會流動性》。
該論文是他們今年早些時候出版的新書《兒輩也崛起：姓氏，以及社會流動的歷史》兩章的概括。他們研究了8個國家幾世紀來精英階層的家族傳承，并發現所有國家精英階層的傳承性都和現代英國相似。
據美國“石英”財經網站報道，他們還研究了新中國的情況并與此前中國長期歷史階段的特點進行了比較。
令人吃驚的是，包括毛澤東執政時期在內的新中國和此前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的社會流動性都與英國極為相似。
你也許會覺得，新中國雖然存在精英階層，但新中國的精英階層和此前的精英階層應該是不同的一群人。
而克拉克和卡明斯指出，經過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中國地主階層的土地已為國家所有并進行了再分配；在這一過程中，數十萬名地主被鎮壓。
隨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大量曾是地主、商人和資產階級身份的人士及其親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大批城市青年被派往鄉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這一切都是為了推動社會平等化。
報道稱，兩位學者從元、明、清科舉考試中舉名單里的5萬余人中選定了出現率極高的13個姓氏。
這些姓氏在中國近現代名人榜中——包括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時代的高官、中國最有名的10所大學的教授、2006年資產超過150萬美元的上市公司董事和現在的政府官員——出現的頻率也非常高。
這些姓氏的人物在國民黨當政時期和2006年時在教授、集團董事和高官中的社會地位代際傳承系數分別是0.9、0.8和0.74。其他姓氏的人社會地位忽上忽下，但這些名門望族卻從未衰落。
克拉克和卡明斯還根據不同的數據作出了其他評測。他們的結論是，可以95%確定新中國的社會地位代際傳承系數在0.71-0.92之間。
也就是說，1949年精英階層的直系后代躋身精英階層的可能性在71%到92%之間。這與資本主義時期的英國和樣本中其他國家都非常相近。
克拉克和卡明斯的論斷與許多認為新中國社會地位代際傳承系數較低的研究不符。但此前的分析多是僅僅基于兩代人，克拉克和卡明斯的結果則是基于多個世代，因而更加可信。人們都知道，分析的對象越多，越可能排除偶然事件，結論也越正確。
兩位學者表示，他們的結論并不意味著某些家族長盛不衰，另一些家族則永難翻身。他們認為，這些國家中的任何精英家族都會經歷從興盛到衰落的過程，即所謂的均數回歸趨勢。然而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過程所需的時間也可能長達600年到800年。
中國家譜沉浮
南北朝時修譜之風盛行，唐宋時蔚為大觀，明清修譜達到前所未有頂峰。民國時期，社會動蕩，修譜風氣急轉直下，日漸式微。
屋漏偏逢連夜雨，與眾多傳統文化一般，家譜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家譜，從此在人們腦海里，似乎是一個遙遠的過去記憶。
然而，中國的領導人們，從未否定家譜和家族之于中國的重要性。
1957年，毛澤東于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搜集家譜、族譜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可以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寶貴的資料。”
到“文革”之前的1964年9月，他與毛遠新的談話中亦提出如下邏輯：“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兩個支撐點，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人的共同體和國家。”
不過，這種對于家譜、家族以及作為其精髓的家風的尊重和提倡，作為一種現象，直到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
如今，在對傳統與文化認同的宏大命題之外，千百萬中國人對祖先的追尋，恐怕更多是為了尋找自身精神與靈魂的歸宿。
魯迅說：“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
被東亞同文會帶走的家譜
中國近代史行至甲午，以東亞同文會為代表的日本組織就開始在中國收集包括族譜、地方志在內的信息。
及至中日戰爭爆發，家譜和地方志仍是日本人收集的重要內容，晉中祁縣一個王氏家族，老家譜極好，有元代的彩色祖宗畫像，非常珍貴。日本人得知了，金錢誘惑、武力威脅，就為了得到這一本家譜。
日本對中國家譜非常關注，尤其名門望族的家譜里，歷史學、地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民族學，無所不包。你想了解中國，家譜是最主要的渠道。
在戰爭中流往日本的中國譜牒難以數計。一個數據是上世紀60年代日方統計的東洋文庫、國會圖書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所藏中國家譜，總計1600余種。
1960年，中國學專家多賀秋五郎根據日藏中國家譜，歷時21年編成《宗譜之研究》，那時的中國甚至都沒有本民族族譜研究書籍。
上世紀80年代以前，由于中國譜牒大量流傳日本，日本對于中國譜牒的研究水平一直領先于中國。
日本不是孤例。據稱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在2000年左右就藏有中國家譜約1.7萬種。目前國內公藏族譜總量不過3萬種。
“右派”能寫進家譜嗎？
1978年，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啟迪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開始從不同角度對作為中華歷史遺產的譜牒文化重新評估。
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檔案局牽頭對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的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公共收藏單位所藏族譜進行摸底統計，除部分單位未來得及整理上報，全國公藏族譜、家譜有18562種。
1984年11月20日，國家檔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聯合發布《關于編好<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的通知》，明確指出“家譜是我國寶貴文化遺產中亟待發掘的一部分，蘊藏著大量有關人口學、社會學、民族學、經濟史、人物傳記、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資料。”這個文件說明了黨和政府對譜牒的高度重視，是譜牒文化正式解凍的官方信號。
不過，政治環境的寬松并未加快家譜復蘇的步伐。國家性的譜牒研究機構遲遲未有起色：國家檔案局心存余悸，難以牽頭組建中國譜牒學研究會調查族譜，只是建議地方學術機構試辦。
據家譜專家胡德回憶，進入上世紀90年代民間修譜開始出現萌芽，當時有很多人咨詢如何修家譜，都還不敢張揚。
不過，直至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官方對民間修譜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修譜最先形成氣候的江浙一帶，則是改革開放后經濟率先復蘇的區域。
一些南方省市的傳統宗族制度很發達，福建、江西、安徽、江蘇等都是“文革”后最早開始重修家譜的省份。其中一些比較正規的家譜延續了晚清、民國時期的基本脈絡和體例，很多新修家譜加入了女性記載。
“華僑帶動的家譜復興
“文革”后對家譜價值的重新認識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在學術界，作為一種歷史文獻，家譜擁有許多其他類文獻沒有的豐富史料，對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研究都有重要價值。
同時，儒家文化里很多優秀的思想都在家訓中得以完整保存。
但最主要的，它是人們尋根問祖的第一手資料。
由此，海外華人的尋根帶動了1949年后中國的第一輪修譜熱。
改革開放初年，諸多海外華裔僑胞和港澳臺同胞紛紛回大陸尋根謁祖，其中不乏顯赫一時的政要人物：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美國加州州長駱家輝、臺灣國民黨主席連戰、馬來西亞糖王郭鶴年、香港商界巨擘霍英東、臺灣科技首富郭臺銘等。
一直到1995年，中國譜牒研究中心成立7年，服務對象基本上都是海外華裔。
尋根服務之所以主要針對海外歸國僑胞，與現實利益分不開。當時沿海一帶正在招商引資，海外華人回鄉祭祖，按照政策地方上應提供一定方便，也是向在“文革”期間對他們的族譜等保管不善表達一種歉意。
海外華人的尋根文化很深，諸如安徽劉邦的后人、鳳陽朱元璋的后人，回故鄉投資，辦廠、修公路、辦學校，獲得了政府支持。文化交流多了，地區經濟也提高了。尋根就是文化認祖，血緣不一定找得到。但這些人有這樣的文化認同。
“家族的榮耀
民間修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并不理想。直到1984年，民間尋譜仍不能端上臺面，就算宗族想修譜，開始也只能靠海外宗親組織出錢、政府出頭支持。本地人出頭會擔風險。
南方的宗族觀念比北方更強烈，家譜毀壞程度也遠不及北方。他們修譜一般出于兩個心理：一個是光宗耀祖，一個是為后世積德。
在社會史研究領域，評判一個地方宗族制度是否發達的標準主要有祠堂、族產、家譜三項。與南方很多地方以祠堂、牌位等系統的祭祖方式相比，北方一些地方是供奉比較簡單的祖先圖像。
“中國家譜文化或將面臨斷代？
家譜，記載我們生命的起源，見證家族的來源與變遷，承載中國普羅大眾的文化。國人想要面對終極哲學問題：我是誰，從哪里來，將往何處去？必將往家譜里尋找答案。
改革開放三十幾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傳統優秀文化對于中國實現大國夢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關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孔府、孔子研究院時就強調：“必須大力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傳統文化重新備受推崇。
家譜，其歷史記錄作用不異于國史和方志。在新時代里卻面臨尷尬的兩級處境。一方面，國內經濟的發展和溯祖尋根意識復興等因素刺激一些地方官員、民家修譜家和老人修譜的熱情高漲，極力投入家譜的尋訪、重修、續修中。
另一方面，大部分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家譜的認知嚴重缺失，意識不到家譜亟待拯救的處境。
此外，家譜的建設在新時代里還面臨更多的挑戰：
1、傳統家譜如何在新時代里發展？
現代社會，無論哪個行業都已經離不開互聯網，我們通過QQ、微信等各種社交軟件交流，在網絡上獲得資訊和分享結果。家譜文化該如何利用互聯網進行傳承和創新性發展，獲得更多關注和重視，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2、女子能否入譜？
舊時
